“人才强市”战略与合肥“养人”之策

　　一、从战略视野看“新人口红利”

　　自2017年下半年以来，一场被称为“抢人大战”的区域人力资本竞争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这场新时代的“抢人大战”首先在武汉、长沙、南京、成都、郑州等二线和准一线中心城市发起，并向全国各中心城市蔓延。2018年春节后，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也加入“抢人大战”，且力度更大、势头更强。

　　“抢人大战”的陡然爆发，事实上是我国经济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导致的必然现象。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内容，即是由主要依靠资源、资金投入的增长转到更多地依靠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依靠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从更深层的战略考量，这是应对我国“人口转变”的长期态势与重构新人口红利的必要选择。在我国长期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和人口快速老龄化效应日益凸显背景下，人力资本的稀缺性也日益加剧，缺乏合适而足够的劳动人口将是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在各领域各地区不同程度存在的严峻状态。从国际经验观察，德国和法国是欧洲的人口大国，在工业化时代拥有充足的劳动人口，发展要素的匹配性良好；但是到了后工业化时代，加之人口老龄化演化，现已成为劳动人口短缺的国家，不得不大量输入劳动人口。

　　当下国内中心城市的“抢人大战”现象，不是简单重复以往的区域人才竞争，而是有着更为深层的动因，明确地说，就是未来人口红利危机所使然；其目的也着眼于未来，就是获取长期的新人口红利。很明显，我们不能仅仅从“抢”一批近期急需人才的短期化传统思维定势去观照，而应当在区域长期新人口红利竞争与重建的大趋势大视野下加以战略考量。

　　二、安徽传统人口红利现已不复存在

　　“人口红利”是指在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绩效关系中，当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比重不断提高的生产性人口结构，可以通过保证劳动力充足供给和储蓄率提高，为经济增长提供额外源泉，称之为“人口红利”。简要地说，劳动年龄人口与抚养的老人和孩子之比超过50%即为人口红利消失，特别是老人扶养比超过少儿抚养比则完全是“人口负债”。国内权威专家估算，我国人口红利在“十二五”时期便快速衰减而趋于消失，其时间窗口在2008年到2012年间。安徽传统人口红利消失的时间拐点在2017年左右，劳动年龄人口与抚养的老人和孩子之比约达50%。就是说，虽然安徽仍是人口大省，但时至今日，全省传统人口红利在总体上现已不复存在。这个大格局对于合肥必然产生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一个城市的劳动人口数量可以通过人口迁徙流入来补充，但从人口红利形成机理分析，仅有数量补充并不能自然带来人口红利，有无人口红利的关键在于结构。就安徽省看，合肥、芜湖、蚌埠、马鞍山等中心城市现为人口净流入城市，从数量上增加了劳动年龄人口。其中，合肥是人口净流入最多最快的城市。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人口红利增长，其中还有人口结构这一关键问题。因此，尽管合肥城市人口呈现净流入，但在改善人口结构、重建人口红利上绝不能高枕无忧，对于周边省市的“抢人大战”更不可等闲视之。

　　三、周边省市人才竞争的两大特点

　　第一个显著特点是目标对象年轻化。以往区域间尤其是中心城市间抢人对象注重的是高端精英和成功人才，年龄往往偏大，普遍为40~55岁；但当下的抢人对象则集中在大学本科生、中专毕业生，年龄层次大幅下降，平均为20~22岁。这种目标对象的变化，深层影响是改变区域及中心城市的人口结构，通过增加劳动年龄人口降低抚养比，由此重建新人口红利。有些城市如武汉、长沙等的“抢人”规模在百万量级，约占城区现有总人口的1/5甚至1/4，这将会极大地改善其人口结构。从区域人口变化周期来看，这可以影响35~40年城市的人力资本供给。

　　第二个显著特点是精英优惠与大众普惠并举。以往区域人才政策偏重于针对高端精英人才的优惠政策，突出高端人才、高技能人才以及“人才特区”等，而对大众化的人力资本却少有顾及。上述中心城市的高等教育都很发达，出台的“抢人”政策既有针对吸引海外、域外高端精英的优惠政策，更有面向本地和外地年轻学子大众的普惠性政策。今年国内高校毕业生达700多万，未来三四年仍将是高校毕业生供给高峰期，再以后则趋于下降，因此近四五年是“抢”年轻人力资本的重要时间窗口期。合肥情况也是如此，2017年全市各类高等院校60所，在校学生62.58万人，今后四年间平均每年毕业学生约16万人。但随着高校年招生量总体已经逐年下降，未来在校学生量和年毕业生量都将趋于下降。在“人往高处走”的人力资本流动格局中，这种适应年轻一代人力资本特点的普惠性政策是与“抢人”对象年轻化相匹配的，也是区域人才政策乃至人口政策的升级版。

　　深入分析这两大特点可知，当下区域人力资本和人口红利竞争的理念已经发生转变：不再单纯着眼于高端高层次人才，而是更注重瞄准年轻一代人才，拥有年轻的人力资本才能拥有“第一要素”长期优势。相应的人才政策也发生转变：不再单一偏重于特殊化优惠政策，而是更多强调大众化普惠政策，政策取向和重心明显“下沉”。

　　四、合肥应对“新人口红利”竞争的三点建议

　　1.全面提升人才强市战略。合肥在“十二五”“十三五”都提出人才强市战略并持续推进，但在我省传统人口红利已然消失、合肥人口净流入尚未带来新人口红利显著增加、周边区域人力资本和人口红利强势竞争的新形势下，集聚人力资本的紧迫性已经非比寻常。有必要借助“十三五”规划实施中期评估和内容调整的时机，将人才强市的战略目标、重点、措施加以全面提升，根据新形势新要求，聚焦人力资本集聚和人口红利重建，对人才强市目标、重点、举措和政策保障等进行相应的充实、调整和提高。同时，合肥现已启动2035年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其中尤其需要加强未来合肥城市特别是城区人口规模、结构和红利的深入研究，充分考量和着力培育新人口红利内生增长与外生增长所需的新动能，给出科学的顶层设计与规划。

　　2.加快切入区域人力资本竞争格局。中心城市是人才大量集聚的承载地，合肥是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副中心，在国家多个战略布局中定位和功能越来越重要，对发展要素吸引力也不断增强。为此，合肥要积极行动，加快切入全国中心城市人力资本竞争格局，努力在竞争力度、竞争水平和竞争形象上与类似城市等高对接，在竞争格局中要对外广泛地发出声音、展现形象、扩展影响，以形成人才磁场效应，切忌被边缘化。

　　3.优化政策结构，集成政策资源。优化人才政策结构，是指既要完善针对高层次人才的优惠政策，又要充实针对年轻人力资本的大众化普惠政策。集成政策资源，是指要把分布在若干个部门的相关政策资源加以整合，如公安部门的户籍、人社部门的就业创业、住建部门的住房、科技部门的创新资助、教育部门的促进大学生就业以及省市区街各层次发放的生活补贴等，形成综合集成化的人才政策，改变各部门各自为政、政出多门而又缺乏衔接、互不匹配的碎片化弊端。同时，要把国家支持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建设有关政策和省级人才政策与合肥人才与人口政策集成起来，发挥政策资源叠加效应。注重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来创新人才与人口红利政策，积极争取省里支持合肥进行综合集成人才政策的先行先试，加快把合肥打造成为国内中心城市人力资本和人口红利竞争高地。